到上世纪20年代，各大城市的交通工具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上海为例，1889年的6月14日、15日、16日，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主任梅恩曾在外白渡桥对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过桥的车辆人马数做过统计，平均每天有行人11770名、人力车6984辆、马车544辆、轿子9抬、骑马者11人；而1926年5月17日、18日，工部局在同一地点对上午7时到下午7时各种车辆的数量又进行统计，得出的每日平均数据中，除了行人（50823名）、人力车（14600辆）之外，马车、轿子、骑马者皆已不见于街头，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（3459辆）、摩托车（194辆）、汽车（3764辆）、公共汽车（172辆）、有轨电车（922辆）。

　　37年间，上海马路情景的这种颠覆性变化，也在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发生。伴随这一普及趋势，骑车人的社会阶层也在向下流动，从上层群体向下位移到城市中下层群体。自行车当然还是现代文明的象征，果博但不再为少数人群所拥有，代表西方的意味越来越淡，反而是中国的韵味越来越浓。

　　最早在1911年，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100辆自行车，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。这是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公用，从此自行车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。之后，其他城市效仿上海，公用自行车数量不断攀升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、电报局、电话公司、公用局、警察局等机关为执行公务、提高办事效率，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。

　　而私用方面，主要是普通市民从市场购进，作为代步和运输工具使用。这里包括各个洋行的职员、各大学堂的教师学生、果博各家报社的记者，等等。但无论公用、私用，他们都被归类为自行车阶层，与汽车阶层和人力车阶层有明显区分。果博

　　著名记者、作家萧乾在写于1934年秋天的散文《脚踏车哲学》中，以独特敏感的笔触刻画出了当时北京城市道路上骑行者的种种样态。比如，税局科员的“鹰牌”自行车往往亮得像银条，但因为太过于注重表面，结果只配在马路上摆摆架子；速度最快的是电报局科员，“只要登上车，他便飞下去了”，巡警的木棍会被他撞掉，“七十岁老太婆的命多半悬在他的轮下，监牢也是他可能的栖所”；老实本分的骑车人多半会骑在路边，“手指总勾在后闸的机关处，准备可以随时停下。每辆汽车的影子全能使他脸上泛出畏惧的表情，可是在无人知晓的时候，也会吐上几句对汽车的怨语”；有些骑车的感觉骑在汽车之前永远要受到“压迫”，于是尾随在汽车之后，“任它去冲路”，但“这种人向为侪辈所不耻”；还有一些骑车者，“在汽车离得远的时候，就骑在马路中心，做几个反抗汽车的姿势。只要在场弹压的警察向他一挥棒，就即刻躲在最安全的地带去了。这种人只能获到一个丑角应有的喝彩，永远不能为同伴所信赖，或为敌人所畏惧”。